这届奥运会开幕式也不例外，很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等着，可没等到主题曲唱响便玩去了，对于开幕式的制作水准严重失望，但是还是期待主题歌会有所突破，第二天抽时间听了，听了两句便绝望了，旋律简单蹩脚，属性与运动、激情、梦想、力量等相关的关键词统统不搭界，相信运动员们听了这首主题歌后也会腿脚发软，昏昏欲睡的。演唱者刘欢与布莱蔓的搭配也很失策，刘欢腕太大我就不说了，至于布莱蔓的表现实在不能恭维，就音乐表现力而言甚至比不上唱《歌唱祖国》的中国小女孩——假设让那个小女孩与刘欢同唱奥运主题歌，肯定比刘·布莱蔓组合强大，也肯定会有音乐之外的奇妙效果的额外发现。

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如果让我和苏醒唱奥运主题歌都比刘·布莱蔓的组合强。

再说一句,其实这首歌曲适合清唱.

主题歌和布莱蔓是本届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败笔。

每个星期还会去球场踢上一二场球，身体在球场上的表现力一如以往，在与大学的那帮孩子们拚抢与碰撞中并不落下风，起码不输于那些孩子们。有时和踢球的人说起自己的年龄时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表现出的惊讶也就让我觉得自己很不道德——与他们相比自己实在是太老了，不应该再跟他们抢夺“年轻的地盘”，但是另外一面的基本事实是我直到现在依然处于年轻态中，冲动、率性、寡言并且对生命抱有一触即发的梦想，但是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实际年龄放在那儿，赖不掉的。但是时间在行进的过程中却无故地对我网开一面，暗中塞给了我一份年轻的扮相，使我依然能在年轻的人群中以假乱真。#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此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母亲八十了。

这一阵一直在为她的八十寿辰做准备，琐碎、忙碌，当天和一干亲戚们聚在北京烤鸭馆为她祝贺。就在那天我突然发现母亲很老了，就是八十岁的样子，白发苍苍，面容与神情中尽显老态，身高也在缩减,越来越接近土地.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这份年轻其实是仰仗于母亲的衰老。她以一己之身挡下了时间对我的侵蚀与雕刻。

因为母亲的存在，我还能一段时间内继续贪点时间的便宜，一旦母亲哪天离开，我会在那一瞬间迅速地老去且无法返回的。

构思《K》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自始至终想法都很多，感觉却乱，人被折腾得很不健康。感觉再这么下去自己会疯了的。一天在和苏省小何等吃饭时说了一个笑话，说一个人从别人手中买了一头小熊猫指望能倒手之后赚一笔钱，却没料到现实中却没人敢买，急得火烧火燎的……我当笑话说了，大家也当笑话听了，哈哈一笑便没了。隔了数日又是一个饭局，苏省、王主、育邦在老大的饭店里，这一次我说自己买了一头熊猫想倒手赚一笔钱却始终出不了手，老大的反应强烈，抓起手机就要帮我寻找买家，王主较谨慎，一再企图证实我所言的虚实，还问了诸如熊猫养在什么地方？熊猫会不会叫唤等等细节，育邦则想实地看一眼熊猫，他也许是在积攒小说素材。这应该是一个小说家的良好反应。

这天之后我开始动笔了，一直都很顺利，在写到大米生字那一章节时却又遇到障碍，停了很久，现在看来我的障碍其实是出在生活之上，我把握不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现在看来这很关键，它将决定这篇小说的性质——艺术的或者生活的。一天在和一位做广告生意的朋友喝茶时我对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完成了一项发明，可以在大米上生字，问他能不能把这项成果当作一个新型媒体帮忙推广？朋友问了很多细节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是种植一季水稻周期太长，不符合广告的即时性质，而且受众面难以固定。

小说后来完成了，首先给做广告的朋友看了。他笑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关于小何的，后来在一些朋友纠缠我究竟是否真养过熊猫时，小何说了一句话：赵刚肯定是测试我们的反应。

这句话显现了一名评论家的天才的也是基本的职业判断力。

最后，为避免误会，我要解释一下，我说“我混淆了小说与生活的界限”并不是指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那道界线，我指得是小说本身的界限与生活本身的界限。对于绝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我则希望有一天能搬家到小说之中居住。

０７年9月９日晚在一次聚会上无意中见到了一个多年前的同是写小说的友人，因为某种原因后来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具体原因我知道他不知道．这些年他在背后＂创作＂了不少于我不够友好的言论，我将此统统理解为一个中年男人的内分泌失调综合症．

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想把我与这位友人后来不再见面的原因说出来，但是现在已经不想说了，就说一句话送给这位朋友，以后向某个＂领袖＂敬酒时最好听一听身边朋友的意见．对于不胜酒力的人而言,酒通常会使他失去方向.

我们家从农村返城后住过四个地方，每个住所都在南京大学周围，第一个是是汉口西路，第二个上海路，第三个是唱经楼西街，第四个是现在的云南路，因为地理上的接近，让我与不同时期的南大学生有过接触，大部分的学生属资质平庸一类，情商与智商都低得让人受不了，但是也有个把个异类，他们率性、自负且有才情，难容于当时的生活秩序。

我认识的第一个阿长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瘦瘦的中等个的家伙，父亲是外交官，他平时总穿着一件灰绿色的夹克，我第一次见他就喜欢上了他的外套，他告诉我是他老爹从法国带给他的。那家伙待人极其热情，那年四川有个画画的到南京办画展（油画《父亲》的作者），临走时没了路费，他把自己的钱都给了那个画家。后来因为办了一个“东方俱乐部”而被南大勒令退学，临走前的一个晚上我请他吃饭，吃着吃着他嚎啕大哭。我现在依然相信惟有这种人才配当众嚎啕的，其他的不配。

他离开很多年之后，阿长从福建来到南大，我相信阿长与他是同一种人，这种人每隔十年左右便会在南大出现一次，我还认为某种意义上他是借助不同的面容混入南大来的，为的是不让南大的学生整体资质太过平庸，也为了我在南京不至于太过寂寞。

看到阿长的那封信后我就想为阿长写这么一段文字的，但是为了赶正在写的一个中篇还是没写，准备等哪天得空了再写的。下午回家后突然接到阿长的电话，说明天（十八日）要来南京。

昨天晚上在猫空见的面，我跟阿长说了昨天上午的心理活动，也说了那个绿夹克的家伙，还打趣说，你看人家，离开南大后就干起了革命，你呢？阿长说，我离开南大后就被革命干了。

哈哈一笑后我觉得这话倒也精确。

只可惜南大了！

补充一，在说到每隔十年左右南大就会出一个阿长式的人时，一旁的小文问，葛红兵算不算一个？我不知应该怎么回答。

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全体文学从业者的重视。